在上个十年间，中国小资产阶级中政治上活跃的部分逐渐显露出了三种倾向。亲近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派倾向，依靠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爬升的民族主义倾向，以及希望以革命手段推翻中国资本主义的左派倾向。现在在网上流传的“兔左神”大战，实际上远航一号至少在七八年以前就已经系统论述过。

在最近的几年中，公开的自由派因为其利益与一般人民直接敌对，又不能提供任何意义上的政治解决方案，已经逐渐从公开场合退出，逐渐堕落为品葱里面的空想资本主义者，甚至走向低幼化纳粹化。有必要提一句，资产阶级官方从未认真镇压过自由派，正如他们从未认真镇压过田园女拳一样。左派和民族主义派在薄熙来事件之后走向分裂，并逐渐形成逐渐对立的两派，大概在佳士运动时期彻底走向对立。左派批判“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批判“左派带路党”大概都是这个时期的事情。

自由派的政治代表虽然边缘化了，但是自由派的阶级基础并不会随之消灭，反而会在其他派系中以某种形式表达出来。自由派的阶级基础是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联系紧密的资产阶级主流和多数上层小资产阶级，其群众基础是依赖某种自由市场（在劳动力市场反对国企“特权”，在商品市场反对国企和政府“垄断”，在政治市场反对官僚“专制等”）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其预备队，如多数学生（反对”教育制度“）。这些阶级利益的直接指向是在政治上实现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在经济上反对”国企垄断“（并不包含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内容），在文化上实现完全自由开放，在对外政策上奉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外交（他们自然看不上俄罗斯、朝鲜、伊朗），反对现实主义的”权谋“等等。

自由派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倾向在左派队伍里很早就有反映。早在十几年前，就有出身于文革造反派的左派宣扬”二次革命论“，主张首先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帮助”自由“资产阶级打败“垄断官僚”实现政治民主，然后再在议会中徐图社会主义大计。在当时，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甚至还不是纯血统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某种“特色资本主义”，“封建社会”，“极权官僚社会”等，这些观点在2018年的第一次“中帝论”辩论中还能看到残迹。

后来这些人要么被镇压，要么自己退出历史舞台，自由派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倾向又以其他方式反映了出来。中国资本主义在世界体系中地位从外围国家上升为半外围国家，中国小资产阶级和小资本家与核心国家同类阶级的以汇率计算的收入差距从几十倍缩小为数倍，这就给了许多小资产阶级和小资本家家庭把子女从出国留学，乃至学习西方左翼思想的机会。同时原本出国留学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左翼学派“真传”的人回国任教。这共同构成了中国左派的“贵族”团体，也是水果和喜羊羊等同志所说的“学院派”的前身。他们表面上的理论以葛兰西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为主，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基本上是套用这些似是而非的“理论”，以及他们的洋人导师一知半解的胡话。而他们的洋人导师，除了自身早已经放弃革命以外，还通常是西方宣传机器的忠实读者，因此他们对中国现实的认识，也不会超过BBC、CNN或者纽约时报的水平。他们眼中的中国，就是一个专制制度渗透到每个人一粥一饭的“完美暴政”机器。他们是看不起马列毛的，因此也看不起中国的劳动群众。他们想象中的“革命主体”，在明面上是套用西方身份政治的“边缘化群体”，如性侵受害者、少数族裔、性少数和移民。但是他们显然找不到足够数量的“完美受害者”，所以继续埋首书斋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减速和学术界的新自由主义改制也让这些左翼“贵族”预备队出现了就业危机，于是他们就和下面一类左派走到了一起。

这一类左派原本是一流乃至“双一流”高校中的学生积极分子，在佳士运动失败后被打散。但是他们把大量的学习材料和观点传播给了其他学生，然后这些学生又传播给了低年级学生乃至中学生。这些学习材料主要包括清华和北大的学生社团编写的“国史”、“文革史”，列宁的《怎么办》、《帝国主义论》，具海根的《韩国工人》，以及国内某知名教授的关于中帝论的文章。这些材料有的是作者针对具体情况的论述，有些本身就是错误的，有些是根本无足轻重的，而且还经常被误读。这些材料在他们或准确或扭曲的解读下，形成了这样一套论述：任何有某种垄断的国家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因此所有国家都会争霸，反霸也是争霸。上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是革命的“先锋队”在“灌输”过程中没有注意清理“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导致落后的意识形态拖垮了先进的经济基础。这次革命之需要进一步发挥能动性，更大力度地“灌输”，就能在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取得胜利。

从表面上看，这是无限拔高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忽视革命的客观条件。但其从他们对自己未来的利益的设想分析，我们就能看见这是在替革命的“有机知识分子”在革命还没成功之前邀功请赏。如果革命根本上是靠着知识分子发挥主观能动性，靠着“灌输”胜利的，甚至连“帝国主义”这个死条件都能克服，那么今天的革命知识分子就是明天革命胜利的唯一功臣，应当获取与其“先锋”地位相称的物质资料和社会地位。换句话说，如果未来的革命本质上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那么“革命”的知识分子就无法通过这种方式兑换未来的地位，那这革命就白革了，马列就白学了，天下就白大乱了。事实也是如此，当他们看见工人群众争取更好的经济待遇的时候，他们就会指责为什么不搞独立工会。理由很简单，只有在独立工会乃至“先锋党”里，革命知识分子才有领导地位。当俄罗斯主动挑战世界帝国主义秩序，逐渐打碎世界反动政权之间的相互支援的时候，他们又开始支持乌克兰，认为加入北约（仿佛北约不是反动组织）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行为。理由也很简单，如果反抗帝国主义秩序的第一枪是由某个民族国家打响的，那么也没有这些“革命”知识分子什么事了。

从他们现在的现实的阶级利益上讲，他们的“革命”话语半是针对统治阶级的泄愤，半是不把自己的一身“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威胁。革命是有风险的，要有牺牲的，还有可能失败，许多情况下失败还是必然的，无论先锋队有多先锋。在无法认清中国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道路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必然崩溃的前景时，继续利用左翼身份获取现实世界中的更大利益是可以想象的。正如我们前面讲的自由派的阶级基础反映的那样，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的相当一部分，无论其表面的政治倾向如何，都可以在不打乱世界资本体系甚至不打乱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情况下，通过私有化、“自由化”、资产阶级民主来以更高的物质价格兑换自己的特殊劳动力。其中的“意见领袖”甚至可以用自己的个人威望兑换到“民主之后”的政治地位。比起真刀真枪地闹革命然后以先锋队的身份“分红”，这条道路显然更加有吸引力。这也是我们前一阵说的从“中国小列宁”到“红色瓜伊多”转变的现实背景。

当然，“红色瓜伊多”的成功寄希望于颜色革命之后的资产阶级民主。但是第一步就遇到了死结。资产阶级专制制度是最适合中国资本主义在世界体系内分工的政治制度。中国如果想要继续通过当“世界工厂”来维持自身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就必须在专制制度下继续压制劳动人民的经济和政治诉求，也包括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诉求。这就意味着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不搞革命的先决条件）与中国的“民主化”（“红色瓜伊多”的先决条件）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的左右派小资产阶级，无论是否有这种程度的认识，至少是有相关的生活经验的。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左”派，开始追寻“润”的道路，即退出历史舞台的结局。

当自由派的阶级基础没有被消灭的时候，自由派的政治主张会在其他的政治旗号下再生产出来。今天中国的亲帝、亲北约、亲纳粹、亲新自由主义“左派”，实际上填补了传统自由派衰落之后空出的“生态位”，成为了传统自由派在政治上的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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